主要的新教教派，大致有如下的数种：

桂格会（Quakers），或译成贵格会、公谊会（Friends）、朋友会等。它的创始人是乔治福克斯（George Fox）。

长老会（Presbyterian）：是由反对英吉利教会，而采用卡尔文的长老制度而起，主张以牧师长老执事人等，自行其政，称为长老制度。此本为清教徒的一派。

浸礼会（Baptists Church）：此派的特点有二：一以为小儿不得受洗，因其不能自主信神。二根据历史的事实，反对洗礼，而主张浸礼。此派出现于公元一五二三年的瑞士。

美以美会（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）：这是由美索得斯宗（Methodist）自英国母会分出，而成立于美国的支派。美索得斯宗在中文译名，另有循道会、监理会，又因它是约翰卫司理（John Wesley 公元一七○三─一七九一年）的领导而成立，故又被称为卫司理会，比如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早年毕业于美国麻萨诸塞州的教会大学，叫作卫司理学院，就是纪念这位创始人的。卫司理本人，对神学的葛藤并不重视，他宁置重于实际的生活，他说：宗教的唯一之道，是在改悔而信福音，唯用爱为得其完全。美国的美以美会，则于公元一七六○年爱尔兰人移居纽约时为始。除了美以美会，同出于美索得斯宗的支派，尚有美普会、福一美会、黑人美会、合同美以美会等。

公理会（Congregationalist Church）：此派与长老会同为十七世纪初，英国教会的分离派之一的清教徒。

基督教科学派：此派是由玛利倍克爱狄女士（公元一八二一─一九一○年）创立，他们相信以精神信仰，治疗各种疾病，他们的教士，也多是不懂医药的「医生」。自称为科学派，其实是很不科学的精神治疗派。

门徒派：这是由长老会分离出来的，成立于十九世纪，但它是综合了好多人及好多新教教派的因素而成立的。

耶和华见证派：由查尔斯塔直罗素（Charles Taze Russell），于公元一八八四年在美国成立。

摩门派：由美国人约瑟夫斯密士于公元一八三○年成立。教友派：十七世纪中，在英国成立。

安息日复临会：十九世纪中成立。此派严守安息日不工作之规定。

路德教会（Lutheran Church）：这本来是罗马教会给马丁路德派的轻蔑之称，后来便成了这一出现最早规模也最大的新教教派的名称，通称为福音路德教会，或单称为福音教会（Evangelical-union）。

敬虔派（Pietism）：又被称为信念派，是由于反对路德派而起的一个新宗派；而那个卫司理所创的美索得斯宗，原亦是此派的旁支余绪。

基督教青年会：由乔治威廉（George William 公元一八二○─一九○五年），创于公元一八八四年。

圣书会：专为印刷《圣经》，及翻译《圣经》成为上千种的语文，它每年印发的整本及小本《圣经》为全世界出版物中数量最多的一种。

主日学校：由英国罗伯拉克（Robert Rackes 公元一七三四─一八一一年）所创，公元一八○八年全英成立联合会，公元一九○七年（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）传来中国。此派是星期日的儿童基督教神学校。

新教多到两、三百种，我仅数了如上比较主要的几种。到一九六五年底为止的台湾，则有美、英、加拿大、北欧、西德等国家，共六十多个教会，派来六百多位博士，中国籍的尚不在其内。总共已有教徒三十万。

（七）自由解释《圣经》

新教，本来是因自由解释《圣经》而起，于是，为了句把、两句的见解不同，动辄便成立一派，自成一个范围，把异己者排在他们的圈外。原因是《圣经》的话，往往自相矛盾，使人捉摸不定，所以有人要说：「在《新约》之中到处可以看到，耶稣避免做直陈的说明，宁可用寓言和夸张的比喻。有些比喻的模糊使得福音教徒们，简直没有一种一致的解释，更不用说后来的神学家了。基督徒们对于山上宝训里的夸张说法，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，也没有一致的看法。……在具体的道德问题上，耶稣的话可以被而且曾经被各种主张的人所引用。」（《文星杂志》九二期〈一个异教徒的信仰〉）

不过，从自由思想的立足点上说，新教的态度，要比天主教开明可取。天主教以教会代表上帝，以教皇代表教会，以教士代表教皇；教徒没有自由解释《圣经》的权利，乃至阅读《圣经》也是教士的特权。不过请勿误会天主教不能自由地解释《圣经》，唯其是由教皇或教士集体通过的自由解释，这种自由要比新教的自由更彻底，为了传教策略的配合需要，罗马教会可以任意地改变《圣经》的意义。教士成为特权阶级，教会成为中央集权，许多的制度及教条，都是出于教会教士的增订，而不是由于《圣经》的规定，罗马教会却会把它们假托成为圣灵的意思。这也正是新教徒所反对的焦点。

新教徒，至少已可不受思想上的一元领导。纵然不是罗马教会御用的神学家，新教徒也可以自由地各自思想圣灵的问题；任何一个肯思想圣灵问题的新教徒，均可另外创立一个教派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天主教虽已承认了新教各派的地位，却不承认新教各派是进入天国的得救之门；在新教徒各派之间，也无一不以为唯有自己的教派，才是真正理解了圣灵的教派。

因此，不论它是旧教或新教，所谓《圣经》圣灵的问题，无一不是出于人为的想象和造作。

正由于大家自由地解释《圣经》，到现在为止，基督教已变了三大变。

第一变，脱离了犹太教；第二变，分成了东正教及罗马教；第三变，从罗马教内分裂出了许许多多的誓反教（这是旧教对各新教教派的称呼）。

唯其虽经三变，基督教还是基督教，它的本质，既未多也未少，对内对外，依然是两副全然不同的面貌。「上帝爱世人」，仍不过是爱了极少数为「上帝」特别眷顾的「选民」，不信者不得救，信了基督教的，也很少有希望被救。许多许多的人们，却被那个「爱」字迷住，不曾想到基督式的爱的里面含有很多的不爱。如果想到了「上帝」很可能不会把他们自己选上，那就只好自哀自怨自己的祖上亚当夏娃缺了德犯了罪，所以也累他的子子孙孙生活在永不可得救的罪恶之中，而等接受「末日的审判」了！

第七节 基督教的问题

（一）迎拒之间的中国人

在我们中国，对基督教的问题，始终未曾引起人们真正的深入及研究的兴趣。

当我们闭关自守的时代，一味地瞧不起洋鬼子或者仇视洋鬼子，洋鬼子的基督教，也就被一再地排斥（例如义和团之乱）。至于为何要排斥，却没有一点可资立足的理性根据，因当时的中国人，根本不想了解他们。

到了近数十年来的中国人，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的台湾，许多的施设，几乎都在为了迎接西方现代文明的移植而努力，于是，基督教在台湾迅速发展，也进入了空前的黄金岁月。然而，现在绝对多数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，仍同过去要排斥基督教的中国人一样，一样是由于风气的影响，并不是真的了解了基督教。因为，现在的中国人已无暇考虑到宗教信仰和理性根据的问题了，西洋来的东西，样样都好，西洋人的宗教，还有不好的吗？

因此，有一位西洋的教士很欣慰地说：「十六世纪以后，教会因殖民政策而获益，当殖民政府关怀她的灵牧的工作时，她很感激他们。但是殖民政策结束时，教会没有受损，只受到一些间接的影响而已。」（征祥出版社的《天主教史》六○六页）

当基督教向东方开发「牧区」的初期，是藏在欧洲帝国主义兵甲之下的武士，到了殖民政策失败之后，基督教又变成了与帝国主义无干的传道者，借着文明国家应当保障人民的信仰宗教自由的理由，他们便顺顺利利的留了下来。因为现代的基督教会，虽仍惯于利用政治的势力，但却无法证明它本身即是政治的势力，因此也没有人愿意提出政治的理由驱逐基督教，何况基督教为了吸收更多的信徒，他们也确实做了好多使你看来很好的社会福利事业。

（二）西方人的宗教信仰

一般的东方人，总以为所有的西方人，都是基督教的信徒，总以为基督教的思想，跟西方的现代思潮没有抵触；所以，有些人也觉得作为一个文明的现代人，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，才更像一个时髦的现代人。

其实，这也是大大的错觉，大大的误解，因为，一部西方的思想解放史，明白地告诉了我们，基督教会与自由思想之间的斗争，基督教与科学发明之间的恩怨。基督会与任何一种教会之外的思想，起初接触时，均是处于誓不两立的状态，使出种种的压力来排斥、禁止、迫害，最后若见到大势已成定局，教会就会见风转舵，他们自己也跟着高唱思想自由，也鼓励研究科学，但他们是利用「自由思想」的口号及科学研究的成绩，来掩护基督教义的不自由及反科学，并将这种口号及成绩，作为对外宣传的工具。实际上，他们所喊的口号及所研究的科学，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教义，并没有丝毫关系的。最滑稽的，在欧洲有若干世纪，人民没有思想自由，要想有自由思想及研究某种学问的人，往往就得逃进基督教的修道院去，利用教士的身分做招牌，而供自己研究学问。因为教会太可怕，唯有自己也成为了教士，才有有限度的自由思想可言。但你不要误会是教会放任你自由思想，教会乃是要你研究它，而设法破坏它；如果破坏不了，便要你设法转变它成为教会的「奴婢」，受教会所利用。由基督教会的教士们，穷年累月，为无事而忙的「神学」，就是如此这般地，有增无已地出产了，人家是为人类解决实际问题而思想，他们则为保卫神的权威而用脑，神的权威要人来为它做保护，可称讽刺之极！

（三）基督徒与改变信仰

也许你要怀疑，怀疑基督教会既然反自由反科学，那么，当教士们接触了自由思想或研究了科学问题之后，岂能继续地信仰基督教呢？是的，这是非常微妙的问题。不过，这不是不能解释的问题。在中古时代，即使你想对良心负责而不信仰教会，教会的权威却使你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，例如哥白尼及伽利略的故事，几乎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。至于到了文艺复兴之后，教会的权威虽然尚在，上帝的手掌却已缩小了很多很多，所以，有些对良心负责的教徒，宣布脱离天主教（加特力教）会，乃至现在的基督徒可以自由脱离任何一个新教会，但他们确实需要宗教的信仰，而又未能接受及理解到更理想的宗教，于是便用他们的良心来自由解释《圣经》，以弥补他们在精神上的空虚感，这就是新教派逐渐增加的原因。

另有多数的基督徒，入教受洗，是受了环境的影响或出于偶然的机会。比如出于教会的鼓励，比如教会学校出身的人士，当他们信教时，并未意识到教义教史的问题；但是当他们一旦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日后纵然理解了教义及教史，也会很自然地照着教会所编定的那一套解释方式为基督教辩解了。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，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或观念的问题，一个不承认自己搞错了的面子问题，因为，对于一般人来说，要想改掉一个习惯的动作尚不容易，何况要改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？至于传教士的态度，则是职业上的问题，不是知见上的问题。同样的，凡是受教会培植成才的人，在情感上也使他们不敢起而反叛教会，同时，在现在一窝蜂崇洋的社会里，信仰基督教不唯不致受到歧视，并且可以藉教徒之名而得到若干因教会教友而来的现实上的方便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

因此，若非大智大勇，要他从良心的自觉，毅然脱离基督教徒的身分，并转而皈依另外一个宗教的信仰，实在很不容易。

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社会的风气转移，并有了更多更多的学者，认真地研究了宗教的问题，使得国人普遍地理解到宗教问题的严肃性，那么，基督教的「黄金时代」，就会很快地在我们这里结束。代之而起的，必将是理性化的宗教而不是权威化的宗教，必将是与人间交融的宗教而不是神人对立的宗教，必然是以人间为中心的宗教而不是以天国为中心的宗教。

（四）宗教学家

研究宗教的宗教学家，在欧洲，在美洲，已有很多人为此努力了好几个世纪。在从前的欧洲，谈起宗教，必是指的基督教，谈起宗教哲学，必是指的基督教神学。近世的欧美，有了专门的宗教哲学家，那是由黑格尔开始，是以道德的意义来批判历史的宗教，而不即是基督教的神学了。又有专门的宗教学家，他们广泛地研究一切的宗教，运用他们广博的语言学知识，考察了东方许多的宗教，马克斯弥勒（Max Muller 公元一八二三─一九○○年），就是其中卓越的一位，法国的勒南（Renan 公元一八二三─一八九二年），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宗教学家，他主张以古谈说（Legends,Legendary-narratives）来解释基督教的福音书，台湾商务印书馆有雷崧生译出勒南着的《耶稣传》。斯脱劳斯（Strauss）则以神话来解释福音书，称之为神话说（Mythical theory），他着有《基督传》及《基督教信仰论》，详细地说明了他的态度。勒南也是赞成斯脱劳斯这种态度的，他的「古谈说」，即是由神话修正而成。向来的「正统派」教会人士，极力信仰《圣经》的神话为真理；许多「合理派」的学者，又极力以科学方法找出根据来证明《圣经》神话的虚伪。他们这些宗教学家，则是站在两者之间，认为《圣经》的神话，虽然非历史的事实，乃系心理的事实；虽不以为耶稣即是神，然而以为应有一人格作为中心信仰。这些宗教学家，虽被正统的教会人士群起而攻，但他们站在人类心理上对宗教信仰的要求寄托，仍然重视，所以他们依然承认基督教的价值。

很明显的，那些宗教学家所承认的基督教，是他们良知判断所产生的宗教信仰，是给予人类心理的一种安慰价值；绝不是教会所代表的基督教，也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福音书，他们也绝不承认所谓「教会是唯一的得救之门」。

（五）反基督的西方学者

合理派所见的基督教，乃是从历史的追查及科学的考察而得的结果，基督教本身是反历史反科学的，所以他们不以为基督教有存在价值，这有许多的西方学者为代表，例如不可知论（Agnosticism）、无神论（Atheism）、实在论（Realism）、进化论（Evolution theory）、唯心论（Idealism）、孔德的实证论（Positivism），及目前盛行于美国的存在主义（Existentialism）等等的倡导者及他们的信徒，可以说无一不是基督教的敌人。若要列出他们的名单，随手写来，也可写满好几张纸。唯有那些自以为是传统正派的，实际是由教会御用的神学家，以及一些受了教会培植而又没有自由思考的胆量及能力的学者，才永远甘作教会的「奴仆」。

我现在且举两个例子：

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（Voltaire 公元一六九四─一七七八年），他对基督教做了三点证明工作：1.以为一个全能的上帝，天地的创造者，特地选中犹太人那个游牧的亚伯拉罕部落作为他的特选民族，是最荒谬的思想。2.这个民族的历史《圣经》充满着不可信的、淫猥的、矛盾的事实，他为此事曾颇费心血地写了一部《圣经广注》，把经文重新校订，加上了无数的按语。3.数世纪以来，教派之间为了几个字而互相残杀，是发疯的、无聊的行为。另一位德国的大思想家兼文学家尼采（F. Nietzsche 公元一八四四─一九○○年），他对基督教说了许多使教会人士听来怒发冲冠的话。在此仅能抄录其《宗教生活》中的两段，用飨读者：「倘我们在某星期日早上，听到教堂的古钟荡响，便不免抚心自问：这真可能吗？这纪念一个两千年前被钉十字架的犹太人，因为他自称上帝的儿子。这道理没有证明──基督在我们时代里，一定是从极悠远底的古代侵来的古董，而凡人犹相信其道理者──普通凡人对于称谓的检验，非常严格的──也许正是这流传的最古之一。一个天神，与尘世的妇人生子；一个智者，叫人停止工作，抛弃法庭，却要注意当前世界末日的征象；一种公道，要将无罪者代作牺牲；一个说教者，叫他的徒众饮他自己的血，对于奇迹的祈求；侮渎天神的罪，却因一个天神而得忏悔；要恐惧一个来世，死便是那世界的门；十字架的形象要当一个时代的象征，那时代据说是忘掉了十字架的使命及其讥诃的──这一切，看去是多么鬼怪阴森，好像出自往古底过去墟墓似的！人还能相信，这还能有人相信吗？」

尼采这一段话，说得够辛辣的，但是，其中所说的，都是基督教教义的问题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或者你对基督教曾经用过一点研究的工夫，当可一目了然，否则你可能还不大懂得他在说些什么。我可告诉你，尼采大致是对准了基督教的〈信经〉的内容而说的，〈信经〉是什么？留到下一章的第三节中，再向你介绍罢。

尼采很不满意基督教的反智识及反科学的宗教精神，他在《宗教生活》的结尾时便说：「智识、科学──只要有这么一种──因论理的学习与思想的训练而高过旁人，这在佛门中也一样的看作神圣之标志，而在基督教世界里，这些德性是被视为非神圣之标志，是要被排斥、被毁灭的。」

（六）西方人信教的原因

也许你又要问：西方既然有那么多的大思想家反对基督教，何以基督教依旧为西方普遍地信奉着呢？

是的，这个问题问得很中肯，我应该向你解释。

这当分作三方来刺透它：

第一，在我们的上一个世纪，的确已经由西方人宣布了上帝的死刑，不幸地，到了我们这个世纪，西方的社会人心又落入空虚彷徨的歧途，失去了心灵的寄托，所以西方人又觉得上帝还是死不得，以期利用上帝天国的迷信，来对抗唯物共产的迷信。这实在是以毒攻毒，以救一时之急的措施。

第二，现在的基督教之在西方的社会里，已由一千几百年来的镇压、灌输、熏陶，使得它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，从婴儿的出生、成人的结婚，以至临终的死亡，都希望有一种什么仪礼上的表示，以作为庆贺、隆重、追思的表征，基督教为此而编定的仪式，已被西方人用了一千几百年，一时间尚未找到其它的方式来取代它，所以，纵然是个对基督教义毫无兴趣的人，逢到这种场合，还是未能免俗。如说这些未能免俗的人就是热中于基督教信仰的人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
同时，现代西方的各种宗教集会，乃是社交的活动。

曾有一位美国朋友来访我，我问他对宗教的看法如何？他回答得很妙，他说他崇仰中国的禅宗，不过宗教的习俗在美国是一种生活而未必即等于信仰，他的生活环境是基督教的，为了生活的方便，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基督徒。如果表明他是佛教徒，势必要使他的社交生活的范围，缩小很多，因为佛教在他们那里，虽已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，且有了许多著名的大学开了佛学的课程，但在比例上说，佛教徒的人数，尚是很少。我又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《中央日报》副刊上，读到欧阳子女士的〈中国女人看美国女人〉一文中，说她应邀参加奥斯汀城一个教会主办的妇女座谈会，会中大家谈的多半是宗教的问题和《圣经》的故事。但到会后一同进午餐时，话题完全不同了，有一个银发斑白的寡妇，边吃边谈她的困难

，她的困难是要找一个有钱的丈夫，另一个担任座谈会中《圣经》教师的妇人就说：「可惜有钱的人讨得到年轻的太太。」于是两人一起摇头。我们由这故事，也可明白西方人的宗教集会，与其说是宗教性的，不如说是社交性的。大家利用这种机会，碰碰头，谈谈自己心中的事，至于「天国」的事，不过是一个假借而已。

第三，现在的西方教会，做的已不是吸收信徒的工作，而是西方人在利用教会的体系，做公共关系及世俗事务的工作。至于现在西方人心中的上帝，与其说是教会所规定的那个上帝，倒不如说是指的各人自己的良心，许多的人，一年之中难得上一次教堂，也根本不相信教会里的那个上帝，但在为了要表白他忠实不欺的信誉之时，也会向人家说：「我对上帝立誓。」其实他所指的上帝，即是他的良心，并不是良心之外，另有个上帝。这和我们中国人笔下的上帝和口头的天理良心，乃是同一个东西，但却不是基督教的。

（七）从研究中认识基督教

我们知道，基督教总是「伟大的」，它能利用各种的机会和面貌，来延续它的生命，扩展它的势力。它在传播的时候，在一个新开辟的「牧区」内，绝不轻易暴露它的个性，它会使你相信它是为了基督的博爱而来帮助你的，到了一旦大势在握之时，如果是仅有一个教派的话，你就得小心你的良心，要为教会所没收了。

当然，依照事实的发展，专断的、唯一的教会，当不会顺利地再现于未来的世界，比如今日美国教会，它是专断不起来的，因其教会的派系太多了，所以就互相牵制住了。

但是也难确定，万一有一天，有一个天主教国家，那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，正像今天美国这样的强大，或者更加强大，她出了一位美其名卅终身职的总统，那位总统恰巧又成了天主教的教皇，那么，问题就非常地不简单了。不过，你不用恐怖，在我们所能预见到的将来，尚看不出有这样的一天要来临。虽然越南吴廷琰的政权，曾经演习了

一次，然而他是失败了！毕竟，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。

相反的，一旦独裁专制的政权从我们的世界上消失，并有另一种理性的宗教信仰，为人类普遍地接受了，到那时候，如他不是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而仍谈论基督教的话，一定是把基督教的故事，当作天方夜谭来欣赏了。

可是，当基督教正在此间度着蜜月的今天，我们应当严正地把它当作时代的「显学」来研讨。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，既不应该盲目地排斥，也不应该盲目地附和。

我写本章的目的，是用历史的材料及事实的分析，来给我们的时代社会做疏导。我既不要攻击基督教，也不想宣传基督教。因为佛教徒的多数并未研究基督教，所以平实地介绍给大家参考；基督教徒之了解基督教者，也是很少很少，纵然他们读过教会史，却无从明白真实的基督教。

我曾读过好几种教会史，不论旧教、新教，无一没有偏见，他们把光明面过分的夸张，把罪恶面过分的隐瞒，乃至文过饰非，推诿应负的责任，并把自己由迫害者说成受迫害者。

第五章 基督教与佛教的影响及价值

第一节 基督教与印度文化

基督徒很少愿意承认，基督教中混有若干印度文化的色彩，事实上，又究竟如何呢？

基督教是犹太教的革新教，犹太教是民族宗教，到了耶稣，就把犹太教的民族神向全人类公开，变成了世界性的宗教。虽然，目前的犹太教，在对内教养扶助，对外宽容忍让的态度，比基督教可爱可取得多。

但是耶稣怎么有这样的启示？不用说，在基督徒的信念中，这是属于神的意志。事实上，我们应当考察耶稣所生的时代，以及那个时代中耶稣所生存的地理环境，在宗教思想上，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或暗示？否则，耶稣的宗教运动，难道真是天上掉下来的？

（一）印度圣典与《旧约》的内容

我们先把眼光投向印度，印度这支民族──雅利安人，原是由中央亚细亚族迁移而去，据印度近代学人子罗克（B. G. Tilak）的判断，当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，中央亚细亚的这个民族，不知为了什么，向东南迁徙，越过印度库斯山脉，便分为两部，一部继续向东南而到达伽布尔及印度河上游，后来就成为印度的主人，另一部则转往西南而进入波斯。这是一个线索。

我们再往后看，释迦世尊在印度建立了佛教，佛教之前的印度雅利安民族，早已有了婆罗门教，所谓婆罗门教，实则就是雅利安的民族宗教，所以他们的宗教，也不许异民族信仰，异民族──比如印度的土著，在婆罗门教看来是不能得救的，也是无权信仰宗教的，这个观念与犹太教的信仰，非常的相近。所以，考察印度早期的圣典，如《梨俱吠陀》的风俗，粗犷而有原始美的情调，跟《旧约》的性质，也有相似之点。这是第二个线索。

我们再看，救世主的降临问题。在希伯来民族，他们受着异民族的压迫侵扰之时，常常渴望有一位属于他们自己的王，来拯救他们与保护他们，那个王，最好不过的，当然是他们所信仰的神的降生人间，这是一种精神的寄托。

这一民族，既可敬尤可怜，他们一开始就很有自信，但也一开始就受到强国的压抑。他们有史迹可考的，初期的属于塞米族，他们居于由许多低山及岩谷形成的地带，那里的树木很少，泥土是给太阳烤干了，他们则选择一些小湖与溪涧附近落脚，靠游牧而生活，常常也做一些绿林好汉所做的把戏，互相攻打，彼此劫掠。那个地方，古代有过许多的名字，现在，大家管它叫作叙利亚。

但是，那个叫作塞米族的游牧部落，在地理上恰巧被夹在埃及与巴比仑、亚述利亚之间，当时的埃及、巴比仑、亚述利亚，均已有了商品的出产与沟通，塞米族的安居地带，便成了他们通商往返的走廊，因在文化、政治及武力方面，塞米族人是比不上他们的，所以也就含含糊糊地承认了埃及、巴比仑，或亚述利亚的各个帝王，并且在表面上非常谦卑地承认自己是那些外国帝王的顺民。他们后来不知在那个世纪，便从这阿拉伯沙漠迁出，曾住埃及，又走入了亚洲西部的肥沃平原。但是，自卑感和自尊心，始终炽燃着他们那仇恨报复的情绪，这在《旧约》之中可看得出来，因此而相信他们的神，一定会来拯救他们。摩西把他们从埃及的寄居生活下带了出来，但总还没有使他们也有一日作为世界的领导民族，他们却自信是最优秀的民族，因为耶和华跟他们同在。所以，渴望有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万王之王。

于是在《旧约．以赛亚书》第四十章中就出现了他们所希望的「安慰的话」说：「有人声喊着说：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岗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，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」（〈以赛亚书〉第四十章第三、五节）这也说明了他们的上帝会来改造这个世界，到了〈弥迦书〉第五章第二节，就更明显了：「伯利恒以法他啊！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。」于是，耶稣的出现，便被认为就是他们的「王」了。只是耶稣的出生，并没有见到耶和华的荣耀显现，山洼没有因此填满，山岗没有因此削平，高低未曾变成平坦，崎岖也没有成为平原，我们的世界，仍和耶稣未生之前差不多，所不同的是因为耶稣的宗教而为人类增加了恩恩怨怨。

我们看了〈以赛亚书〉第四十章第三及四节的记载，很容易想到印度民族，也有类似的传说，那就是转轮圣王的应现，虽然转轮圣王的出世，并不限于一个时代的某一个，但是轮王治世的时候，也是：「诸山河石壁皆自消灭，四大海水各据一方，时阎浮地极为平整，如镜清明；……人心平均皆同一意，相见欢悦善言相向，言辞一类无有差别……人民大小皆同一类……彼时男女之类，意欲大小便，地自然开，事讫之后，地复还合。尔时阎浮地内，自然生粳米，亦无皮裹，极为香美，食无患苦。所谓金、银、珍宝、车磲、玛瑙、真珠、琥珀，各散在地无人省录……。」（《增一阿含经》卷四四〈十不善品〉第四八第三经）这是将来弥勒佛出世时的轮王建设，比起〈以赛亚书〉的理想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是第三个线索。

（二）约翰及耶稣的印度气质

我们再看《新约》记载的施洗约翰：「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」（〈马可福音〉第一章第六节）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」（〈马可福音〉第一章第四节）

我们知道，犹太教的大礼是割礼（割包皮），洗礼不是古礼，洗礼的根源，倒可以在印度找到，在佛的时代，就有人劝佛受洗。说是经过「圣水」一洗，罪业就完全洗脱而可生天了（如《增一阿含经．利养品》），这跟约翰的施洗而「使罪得赦」，几乎一样；但是，罪业在于心造，洗澡不过能使身净，两者不相应，所以是无谓的迷信，佛陀把那外道说服了。至于约翰的那种生活，也颇类似印度的苦行外道。约翰竟又是耶稣的施洗者，耶稣得自约翰的影响很深。

我们再看耶稣出生之后，为免被希律王杀死，所以他的父母把他带到埃及去避难。（〈马太福音〉第二章第十三、十四节），等希律王死了，才又到加利利去住（〈马太福音〉第二章第十九至二十二节）。此后，耶稣在十二岁时露了一次面，直到约三十岁时才出来传道，其余的时间就不知他到那儿去了，〈路加福音〉第一章第八十节，仅做了如此的交代：「那孩子渐渐长大，心灵强健，住在旷野，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。」至于这个「旷野」在何处呢？是阿拉伯沙漠还是别处！在佛经中，「旷野」是一个城的名称。

（三）从阿育王到基督教

我们又知道，印度的佛教，当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时代（接位于公元前二七二年），近代发现他的勒令的刻文中，知道他曾经派遣「正法大官」至叙利亚、埃及、马其顿、克莱奈、爱毘劳斯（这是希腊五王国），以政治力量推行佛化的国际和平运动。从晚近的考古发掘之中，证明在佛元千年（公元七世纪）顷，波斯犹有佛教的僧侣。而耶稣的环境，就在这希腊五王国的范围之内，在耶稣的时代，那儿早已有了佛教的流传，并且也该有了印度其它教派如苦行道的踪迹。正如印顺法师所说：「希腊五国，乃耶、回发祥之地；彼二之自犹太教而演化为世界宗教，不应忽略佛教深大之影响，尤以基督教为甚，不特博爱、和平，即耶稣及彼得等之独身，亦染有浓厚之佛教色彩也。」（《印度之佛教》第五章第三节九三─九四页）这是耶稣交涉的重要线索。

以上所举各点，是从历史上大略地考察出来，我们不必确认施洗约翰及耶稣基督，完全接受了佛教及印度其它教派的思想，至少，他们也不能否认曾经受了印度宗教思想的鼓励。纵然这种鼓励是间接的，乃至他们自己也没有觉察到的。因为耶稣本人既未受到象样的教育，也不可能成为明显的「印度文化之友」。

雅利安族既能移民到波斯（今之伊朗），当然也有可能继续向西而到叙利亚，接触到了塞米族。对于游牧民族而言，这不是稀奇的事。

印度《梨俱吠陀》的成立，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，比摩西早了一千五百年，根据《旧约》的推算，上帝创世到现在，尚不过六千多年，比《梨俱吠陀》的时代只早了一千年左右，除了内容的比较，在年代的比较上也颇有趣味。

阿育王既曾派遣佛教的僧人到埃及、叙利亚、马其顿等地去传布佛教，印度跟希腊地区的交通往返，文化交流，却不是以此为始，早在公元前三二六年，亚历山大攻取印度西北部的时候，就已开始。尤其在佛灭七十一年时，叙利亚王塞留克斯，在印度为阿育王的祖父旃陀罗掘多王击败而媾和，而派其部将马伽斯登尼斯（Megasthenes）出使印度，驻节首都华氏城（Pāmiputra 波咤厘子），自公元前三○二至二九八年，住了五年，返国后写了一部《使印笔记》，记录其在印度的见闻，这是外国人知道印度文明的最古记载。此后，印度接受了外来的希腊文化，及至后来也接触到了犹太教、基督教文化，最后还接受了回教的信仰；至于埃及、叙利亚、马其顿等地，也吸收了印度的文化。这在双方的古籍之中，均可找到彼此影响的蛛丝马迹了。

因此，到了耶稣的时候，既传说在襁褓中即曾到过埃及，埃及在以色列的西南邻，叙利亚在以色列的东北邻，佛教早已传至这两区域。那么，耶稣有没有接受真正的佛教教义，是一个问题，耶稣是不是间接地听到过有关佛教的教义，则又是一个问题。然而，在耶稣出世以前的二、三百年时，叙利亚人，已经有了在印度见闻的著作，乃是事实，同时，佛陀把解脱之门，早已向全人类大开，早已使宗教的观念冲破了民族优越感的藩篱，到了耶稣的时候，也将犹太教的民族神耶和华，向「世人」公开了。在这之间，究竟是谁学了谁呢？

（四）波斯王与犹太人

其实，基督教在公元前五百多年，就已接触到并也接收了东方的祆教，那是在公元前五三八年，由于雅利安种族的波斯王居鲁士，攻陷了巴比仑城，让犹太人有了向东看文明的机会，这在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中已经讲到一些。至于《旧约》圣经的绝大部分，便是在那以后才记录成文。比如但以理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人，《旧约》第二十七篇（共三十九篇），虽然托名为〈但以理书〉，它的被人写成现在这样神话多于事实的记载，却是晚在公元前一六七年至一六五年之间了，一个故事在迷信夸大的犹太人之间传流讲述了四百年来，尚存有多少真实性？已可想见了。

当然，我无意要说基督是脱胎于佛教，因它并不像佛教，佛教也不会因此而感到荣耀，我只是从历史文化的线索上，找出一些比较推近的根据，以资说明佛教与基督教的交涉关系。只是彼此的发展，由于社会背景的互异而有所不同，佛教是超越了印度古宗教，同时也否定了神教的基本信念──神造万物。耶稣是脱胎于犹太教，膨胀了耶和华，但却没有超越出神教的基本信念，乃至把他自己也变成了神格的人。但这神格人的问题，也给近二千年来的基督徒们伤透了脑筋，耶稣是神还是人？始终是神学上的一个难解的结。

（五）谁是外邦人

至于到了耶稣死了以后的基督教，跟印度宗教色彩相似的，也有很多。比如第五世纪的隐士皮拉古（Pelagius），以为人类犯罪应由各自承当，不会因了始祖亚当的犯罪而有原罪，耶稣也不能代人赎罪，耶稣只是作为救人的榜样。这个思想在基督教的发展史上非常地特别，可惜被主教会议斥为异端邪说。

又有基督教的修道主义的形成，及禁欲思想的成长，均跟「

外邦人」的批评及加入教会有关，虽然耶稣曾主张：「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」；「当复活的时候，人也不娶，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」（〈马太福音〉第十九章第十二节，第二十二章第三十节）保罗也说：「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，若他们常像我就好。」（〈哥林多前书〉第七章第八节）但是教士不许结婚，是受外邦人的影响，到了公元第三世纪之初才规定的。那么，「外邦人」又是谁呢？

至于基督教的修道主义，是始于公元二七○年，有位叫作安多纽的隐士，舍弃了一切而独自隐居，他以为邪魔常用各种方法来苦害他，他总是禁食，祈祷不止，用克制肉体的方法与上帝亲近。后来效仿他的人多了，渐渐也有了修道的集团。但这种方法，也是学自「异教」的，比如改善修道主义的帕科缪，他在公元三一五至三二○年间，在埃及南部创立了第一所基督教修道院，然而他本来是一个异教徒。

所以，基督教的本质不变，但它能够接受并利用外邦人的长处，正像《旧约》时代利用抢劫自外邦人的布，搭起他们奉神的幕。至于那些长处之中，有多少是来自外邦人的？冷眼旁观，也许在外邦人看来，比他们自己更加明白。修道及禁欲，不过是一例。

本来，一种文化吸收另一种文化，乃是不足为奇的事，比如我们的佛教，在龙树时代的大转变，佛教的思想发展，也以印度的西北方更为显著，这都说明了佛教已经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刺激，最著名的犍陀罗佛教美术，那就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所形成，我们佛教徒也不隐讳这种历史的事实。

（六）这是他们的策略

基督教呢？他们是接受你、征服你、再消灭你。这在天主教表现得最彻底，他们惯用政治及武力；近代，他们加用策略与技术，比如他们对待中国的民间，准许供奉祖宗牌位，对佛教徒也用代亡魂祈祷超度的方法，对于中国的学者，承认儒家的上帝。然而，正像他们接受各式各样的哲学及宗教一样，是以「奴婢」的眼光来看待的。他们的警觉心很高，罗马教廷，设有「非宗教问题秘书处」等的专门机构，凡有一种非天主或反天主的思想出现，他们就会立刻指定专人从事研究，以期达到转变之而克服之的目的，他来接近你，乃至帮助你，而批判你。他们尚未了解你之前，即已有了现成的结论，所谓「研究」，仅是手段而已。所以，当你真的成了天主教的信徒之时，什么祖宗牌位、儒家的上帝、哲学的观念等等，便都是不合要求的「魔鬼」了。他们用怀柔的争取、软化的进攻、迂回的否定。因此，在传教的策略运用上，天主教比新教更具有压倒性的威胁，天主教对「外邦人」的「异教」，固然如此，对于新教，也

采同样的方法，比如一九六六年春季，台北出现了天主教与各新教教派共同礼拜祈祷的运动，便是由于罗马教廷的号召，可是，有许多教派的新教教士却联合起来，反对新旧联合祈祷的运动，这是为了什么？请聪明的读者，参罢！因为，天主教的态度有了改变，从前是用的十字军，现代是派遣的「圣诞老人」，你能说对圣诞老人也不欢迎吗？

不过，请不要误会，以为基督教的新教各派是弱者，他们新也好，旧也好，本质却是一样的，都在积极地为了「神爱世人」而工作，新教与旧教斗争，新教各派间斗争（如果留心报纸，数据很多），更向佛教斗争，所以，香港有「道风山」，台湾有龚天民，他们仅属于信义会的一派，其工作的热烈，已经可观，以「研究」佛教，弱化佛教，而期消灭佛教。在一九六五年冬季，曾有一个外国教会，给台湾分会的电报中，责斥台湾的教士们，未能在其限期以内，把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变为基督徒而埋怨呢！因为该一外国教会花了大量的资金，到目前为止的台湾，竟然尚有佛教等的其它宗教在大肆活动──这一资料，系由政府的有关部门所透露，相信它是可靠的。

第二节 基督教与中国佛教

（一）唐朝的景教

我们知道，中国之有基督教，仅比佛教的输入晚了六百年，那就是唐太宗贞观九年（公元六三五年），大秦（波斯）景教的传入。为何称基督教为「景教」？据〈景教碑〉说：「功用昭彰，强称景教。」（《大正藏》五四．一二八九页中）乃是照明黑暗之功用，所以称为景教。

说起景教的历史，应该上溯二百年，在公元四三一年的以弗所主教会议中，曾对一位教士纳斯透留（Nestorius）的主张予以谴责，并公决以为异端，而把他逮捕了流放到阿儿美尼亚去，他的书也全被焚弃，他相信耶稣本身兼具有神性及人性的两种位格，这种「二性分离」的说法，无异是否定了耶稣是神之子的观念，所以不合教会传统的真解。然而，这一主张，竟能盛行于叙利亚及波斯等地。不论怎么说，景教确是基督教的一支。那么，景教与佛教之间又有什么交涉呢？

从景教对待佛教的态度上说，可以称得上是温和而虚心的一派。

因为唐代是佛教鼎盛的时代，景教初来中国，它的用语及标志，也尽量模仿佛教，从其〈景教碑〉及〈三威蒙度赞〉（《大正藏》五四．一二八八─一二九○页）中的文字，可以见到许多的佛教名词，如「慈航」、「真寂」、「僧」、「大师」、「大圣」、「慈父」、「妙身」、「应身」、「法王」、「寺」、「功德」、「大施主」、「普度」、「阿罗诃」、「大德」等类；〈景教碑〉上也刻有莲花。故也可说：景教乃是佛化的基督教。

最有趣的，那位〈景教碑〉的作者名字，固然佛化了，他叫作「景净」而不叫什么保罗、彼得、约翰。尤其有趣的，这位「大秦寺僧」的教士，竟然还大胆地翻译佛经，不过译得很不象话。《贞元释教录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「大秦寺波斯僧景净，依胡本《六波罗蜜经》，译成七卷。……景净不识梵文，复未明释教，……察其所译，理昧词疏。且夫释氏伽蓝，大秦僧寺，居止既别，行法全乖，景净应传弥尸诃教（案：弥尸诃的原文是Messiah──现代译为弥赛亚，即是救世主基督的意思），沙门释子，弘阐佛经，欲使教法区分，人无滥涉。」（《大正藏》五五．八九二页上）

当时因为般若三藏初来华，不懂波斯语，也未解汉语，由于他人之劝请，而与景净合译了一部《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》，共为十卷而仅译七卷。他们两人，彼此不能理解对方的语文，竟然译起经来，自然是要闹笑话了，故在译成之后，献于朝廷，唐德宗见了，不许流行，因其「虽称传译，未获半珠；图窃虚名，匪为福利。」（《大正藏》五五．八九二页上）原来是景净想藉此沽名，怪不得德宗皇帝要下如上的诏谕了。不过这也说明了，当时的基督教士，是与佛教友好的。

但是景教在中国流传了二百一十年，到唐武宗会昌五年（公元八四五年），就被消灭了。

（二）元朝的也里可温教

往后，基督教又在元朝大兴特兴，那就是「也里可温教」，由于蒙古人的征伐欧洲，故与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发生了关系，基督教士也跟着蒙古人的铁骑，到了中国内地，再度复兴起来，元世祖入主中华，基督教便以蒙古语「也里可温」之名，在中国传布。也里可温的意思是福分人、有缘人、奉福音的人。

根据清朝洪钧的《元史译文证补》中的〈元世各教名考〉说：「也里可温元之为天主教，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；自唐朝时景教入中国，支裔流传，历久未绝，……也里可温，当即景教之余绪。」

从这段文字看来，也里可温教即是景教的支裔而传至蒙古的，但它加入了新自欧洲传来的成分，当无可疑。因为元世祖的母亲别吉太后可能是基督徒，所以当马可波罗觐见元世祖后，世祖便命他带信给教皇，且请派道行高深的教士十人来华（见《马可波罗游记》）。因此而为也里可温教形成了旧有的和新来的两派。后来彼此攻击，自相倾轧，跟随元朝的蒙古势力而兴，也随着蒙古王朝的灭亡而灭亡。

但是，当也里可温教日正方中之际，从《至顺镇江志》的记载中看，单镇江一区，一百六十七户中即有一户也里可温，六十三人之中即有一人是也里可温；唯其比较今日的台湾，平均二十人之中即有一人是基督教徒（包括新旧两教），那就算不了什么。

也里可温教与佛教的关系如何呢？

最有名的是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（公元一二七九年），也里可温教徒马薛里吉思，做了镇江的达鲁花赤，建立十字寺于西津冈头（是金山地），到至元二十七年，又仗势将晋朝建武时代建立的佛教道场金山寺，收为十字寺的下院；但到了元仁宗时，又以朝廷玉旨，把十字寺改为金山寺的下院了，并由赵孟俯奉旨为此撰碑。这也可谓因果报应了。

（三）明朝的天主教

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灭亡之后，到了明朝，过了两百年，基督教又卷土重来，那是利玛窦与劳吉耳，在明神宗万历十年（公元一五八二年）来到中国。利玛窦是一位了不起的基督徒，他是耶稣会的天主教徒，他有良好的科学知能，因此而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启蒙。到了清圣祖时，又由于教会内部发生派别斗争，便将在中国传流了一百九十五年的耶稣会解散了。

至于耶稣会的基督教与佛教的关系，我们看到有普润的诛左集、密云的辨天三说、圆悟的辨天说、黄贞的不忍不言等。在莲池大师的《竹窗三笔》中，也有〈天说〉三篇，他说：「一老宿言：『有异域人为天主之教者，子何不辩？』予以为教人敬天，善事也，奚辩焉？老宿卅：『彼欲以此移风易俗，而兼之毁佛谤法，贤士良友多信奉者故也。』因出其书示予，乃略辩其一二。」可知莲池大师并不反对天主教敬天，并且也见到了天主教的宣传品，只是天主教徒「毁佛谤法」，所以略说了几点。

由于天主教的仇视佛教，且有见于文告的，如山西绛县雷翀的告示，题名「尊尊天祛邪」说：「佛道二教，使人不尊天而尊己，西儒修身事天，爱人如己。」他把佛道二教看作邪教，因此也有佛教徒如黄贞等把天主教说成邪教了，结合了传统的儒家势力，遂形成了非教的风潮；真是非常的不幸，如果天主教徒能容忍一些，这是不会发生的。

（四）清朝的太平天国

耶稣会在中国灭亡之后三十四年，英国的马礼逊，又于清朝仁宗嘉庆十二年（公元一八○七年）到了中国，传入了基督教的新教。

马礼逊的基督教，后来对中国的影响极大，最大的是太平天国的形成。由于洪秀全四次府试（考举人），均名落孙山；本想求功名，以举子业邀富贵，他考了四次的府试，却次次失败，他就想造反了，在盛怒之下，掷书于地，而说：「且待我来开科取士可也。」

适巧当洪秀全于清宣宗道光十六年（公元一八三六年）第二次到广州应考，他从考场下来时，在街上遇到了一中一西两个传教士，讲道并送书，洪秀全也得到了一套，那就是马礼逊派的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所编的九本小册子，名叫《劝世良言》。同时因为考试失败，伤心过度而害了一场精神病，在病中自觉到升了天，见到了一个金发黑袍的老人，命他除妖魔，驱邪神，并戒其勿妄杀兄弟姊妹；又见一中年人自称为长兄，教他遨游四方，教他追寻妖魔邪神，并且助他诛灭。当他第四次赶应府试失败，心灰意懒之下，详读先前所得的《劝世良言》。于是，牵强附会，便以为他往年病中所见的老人即是耶教的天父，中年人兄长即是耶稣，因此，他就开始成了自成的基督徒，自施洗礼，并除去他所执教的私塾中的孔子牌位，又回家毁了所有的偶像及祖先的神位，并且积极传道，劝人信教，俨然是一个信仰狂热的基督徒了。

初期的洪秀全，到底是秀才出身，曾读过中国的古书，所以他的天道教义，尚能参合中国的经史典籍，提倡伦理道德、辟除迷信、崇拜一神、去恶行善，堪称是中西合璧的新宗教信仰。

但是洪秀全由于一度的精神病经验，使他变得自负，自以为天父天兄交代了他的任务，又加上厌恶满清统治中国并受压迫的民族意识，他的弟弟洪仁玕也向他说：「独恨中国无人，尽为鞑妖奴隶所惑，以中国十八省之大，受制满州狗之三省，以五百万之华人，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，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。」

因此，经过六年的酝酿，终于在道光三十年（公元一八五○年），混合了民族的、政治的、宗教的意识，集合了狂热的信徒，激起了作乱的怒潮，在广西桂平的金田山区起事了。第二年即清文宗咸丰元年（公元一八五一年），便成立了太平天国，洪秀全自称天王。咸丰二年（公元一八五二年），北入湖南又进湖北，破了汉阳、汉口、武昌。咸丰三年（公元一八五三年）二月，就占领了南京，节节胜利，真是势如破竹。

本来，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所谓的妖，是指偶像邪神，至此，凡是与太平军不合作的一切人员、书籍、制度等，都成了妖的代名词，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，对政府及宗教的异端则烧杀无遗。

遭受破坏最大的是佛教，太平天国自咸丰元年至同治三年（公元一八六四年）洪秀全自杀身死的十五年之间，太平军的蹂躏，遍及十八省，例如广西、湖南、江西、湖北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甘肃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；破城六百余座，如汉口、南京、镇江、扬州、安庆、九江、苏州、常州、无锡、杭州、宁波等；死人数千万，佛教也因此大遭其殃。中国领土被占了三分之二，东南景象已是满目疮痍！可是，太平军既然杀了和尚，又伪装和尚，当他们经过湖南及湖北之时，到处焚毁庙宇寺观之后竟派了勇悍战士三千人伪装成和尚，先到南京的各寺院挂单，等太平军攻打南京城时，这三千个假和尚便在城内趁机放火接应。从这伪装和尚的数字判断，太平军经过湖南、湖北的期间，至少也杀了三千个真的和尚。（以上资料系采自国防研究院印行的《清史》及《高中历史》的太平天国部分）

著名的佛教道场，如镇江的金山寺及北固山、西天目山的禅源寺、宁波天童山的弘法禅寺、天台山的国清寺、杭州的海潮寺、江西的云居山、南京的狮子岭、福建的鼓山等是比较知名而被焚毁的。其实，除了镇江的焦山，由于了禅禅师的冒死往太平军中陈说利害而幸免于劫之外，凡是太平军过境驻足之处，寺宇无不被毁，直到民国以后，尚有各省的旧时名剎，未曾恢复的，所以自太平天国之乱以后，中国禅宗一枝独秀的临济宗，也就一蹶不振了。中国的佛教，自南宋以来，就已走向下坡，经此洪杨之乱的法难摧毁，便更加衰微了！

在中国佛教史上，曾经有过三武一宗的法难，然而北魏太武帝时，地仅限于北方，为时不过六年；北周武帝时，地仅限于关陇（陕西及甘肃两省），为时不过三年；唐武宗时，尚许于长安及洛阳各存四寺，地方诸州各存一寺，上寺留僧二十人、中寺十人、下寺五人，为时仅仅一年；后周世宗时，地域虽较大，但在群雄割据之下，尤其南方的吴越王极力保护佛教，周世宗的破佛令也只禁止私度僧尼，勅废无勅额的寺院，并未将佛教一律毁灭，且其为时五年之后，即到了宋太祖兴隆佛教的时代，尚有周世宗时应毁而未毁的寺庙。因此，三武一宗是道教加给佛教的法难，太平天国是基督教加给佛教的法难，太平天国的蹂躏烧杀之广而且久，则比三武一宗尤其具有毁灭性。故在太平天国之后，明末紫柏大师的方册藏经版，即荡然无存，海内人士欲求一册单行的经典已不可得了。

洪杨之乱的太平天国，一开始就喊除妖、除迷信，他们实则一开始就带有妖言惑众的气质（精神病患者洪秀全自认是耶稣之弟，又说什么上帝降托杨秀清之身，耶稣降托萧朝贵之身），也一开始就开口上帝闭口天国地推行迷信的愚民教育，最后也因假藉天父降诏而使杨秀清反逆洪秀全，终至内讧而告灭亡。

洪杨的拜上帝会，虽不即是马礼逊传来的基督教，却是由于马礼逊所传的基督教而形成，本质可说没有不同。

（五）民国以来的基督教